那夜 我們的餐廳哭了

葉一南
2009年05月29日
飲食男女

1989年，我剛回香港開展新生意，拍擋李忠偉留守澳洲，照顧餐廳。發生六四事件的時候，我每天都打幾次長途電話給忠偉，告訴他最新的進展。大部分時間是我在電話的一邊，不停的說，他在另一邊，很沉默，只是聽。

二十年過去，我們很少再提到六四。我想，太過悲痛的事，大家都不願去想吧？前幾天，忠偉看完香港的新聞，打電話來，說了一個「餐館佬」的小故事，兼受人所託，傳來一句說話。

他說：「那一年的六月，澳洲的天氣很冷。見到學生們有迹象撤離天安門，本來圍在駐澳洲中國大使館的抗議人群，亦開始減少。既然已經說了要說的話，散去，也是好事，我們都這樣想。

在廚房洗碗的英姐，來自北京。她很憂心，因為家人對她說，北京的孩子們全都去了天安門，外面很亂，滿城軍隊，政府在抓人。我安慰她說，民運人士正在談論撤出 廣場，很快會沒事的了。

大廚『爛口佐治』是老華僑，他一直認為學生們玩得太盡，應該見好就收，吾爾開希穿一套睡衣去見領導人，算甚麼意思？搞那麼多事，為 乜？他每次這樣說，做樓面，在澳洲長大的第二代華人 Albert，會鐵青着臉，說着半鹹不淡的廣東話，跟佐治理論：人民有抗議的權利，喜歡待多久就多久，有甚麼問題？

餐廳裏面來自不同背景的華人，對這次民運的發展或有不同看法，但無論怎樣，學生們的出發點，我們是認同的。

這一段時間，澳洲客人特別多。他們在電視上看到北京的情形，深受感動。有中國朋友的，會將支持訊息告之他們的中國朋友，沒有中國朋友的，會跑去相熟的中國餐廳，吃一頓飯，打打氣。於是『唐餐館』的東主，突然間變成民運人士的駐澳洲代表，接受了不少熱情的祝福及鼓勵。
六月四日的晚上，我們看到開槍，看到坦克駛入廣場。

我們不能相信這是事實，一定是外國記者搞錯了。離家鄉愈遠，心愈急，我只好每隔幾小時，便打電話給香港的親友，去證實澳洲新聞報道的真偽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大家終於明白，這瘋狂而血腥的行為，確實在祖國發生了。

上午十一時，是時候回餐廳。 The show must go on，是我們做飲食業的座右銘，無論心情多壞，也要開鋪，也要堆出笑臉。但這天的午餐，我實在不行，只好叫 Albert代我開店。下午四時， Albert來電說，他再也熬不住，已經約了其他同學，立即趕去中國大使館抗議，餐廳由我來接力。我想， Albert說得對，坐着也不是辦法，我們應該要做點事情。

回到餐廳，入廚房，第一眼見到英姐，她哭得眼也紅了。我問她要不要休息一晚，她說，沒 事。在北京的親人呢？我再問。她回答，未知情況。二廚說，中國大使館出面的小馬路，已經圍上了二千人，連最不理事的老華僑，也拿起枴杖走出來。晚上很冷， 我提議，不如煮一點熱食給抗議的人群？除了一直認為學生們處事手法有問題的『爛口佐治』外，大家都連聲說好。於是我們掛起電話，停止接外賣的單，將所有送 外賣的車都叫回來準備。

二廚拿了材料出來，本想做四川雞球及蒙古牛肉。一直默不作聲的『佐治』，瞪了二廚一眼，終於開口說，這些餐是做給外國人吃的嘛，中國人，怎 X 樣吃？他說完，也不打話，駕車到附近的唐人雜貨鋪，買光了所有的芥蘭及菜芯回來，一晚之間，炒了二百份菜芯雞球及芥蘭牛肉。佐治一邊炒菜，一邊喃喃自 語，嗚咽着說，領導人傷人害理，會有報應呀，會有報應呀。

晚飯時間，餐廳裏面坐滿了熟客，但他們好像不懂得應該跟我們說甚麼，很靜，有默哀的感 覺。我跟自己說，要保持笑容，要令客人放鬆，家事國事，放在一邊。不久，在北京住過一年的澳洲老教授也來了。我扶着他坐下，問他要不要來一杯慣常的 Gin tonic?教授搖頭，沒回答，他用力的執着我的手，顫抖的說， Jo（忠偉的英文名）， they are just kids！望着老人家充滿悲傷的眼神，我再也忍不住，站在餐廳的中心，抽噎起來……」

忠偉說，這段時間發生的事，他們這班「餐館佬」還記得很清楚。二十年沒有提起，只是因為他們離家鄉遠，沒做過甚麼，有點內疚。他們有香港身份證，是香港人。今天曾蔭權說他對六四的看法，已經代表其他香港人，佐治聽了，叫忠偉傳來三個字：「癡 X線！」